1937年，陈独秀出狱后想去延安，但面对开出来的3个条件，他为何难以接受？

陈独秀，人如其名，“独秀”，他是一个骄傲的人。我这里用“”骄傲‘’来形容陈独秀先生，并非贬义，而是褒义。 故事要从 1932 年说起。 这一年 10 月，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，之后关进南京监狱，一待就是将近五年。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，8 月中旬淞沪会战打响，8 月 23 日他得以提前出狱。 减刑文书上标注他 “深自悔悟”，他看到之后直接登报表态，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悔悟的。国民党也趁机抛出官职和钱财拉拢他，被他一口回绝。 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，分别在 1927 年、1928 年于上海牺牲，牺牲时都还不到三十岁。 这份丧子之痛，他始终放不下。 也有朋友劝他出国，安心写回忆录，他同样没有应允，那时候他心里想去的地方，是陕北。 8 月下旬洛川会议召开，会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写明释放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。看到这条内容，陈独秀看到了机会。只是他的身份太过特殊，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，从一大到五大一直是主要负责人。 1929 年 11 月他被开除党籍，之后又成为托派的核心人物。 有这段过往，他不便直接出面提诉求，便托罗汉帮忙传话。罗汉先在南京见到叶剑英和博古，转达陈独秀的想法，他已经和托派组织切断联系，愿意支持统一战线，服从安排投身抗战。 陈独秀还亲笔写了信，附上自己的抗日主张，一并交给罗汉。南京方面无权定夺，安排罗汉去往西安找林伯渠。 罗汉 9 月 2 日抵达西安，原本打算直接奔赴延安当面沟通。可山洪冲毁道路，陆路走不通，只能依靠电报传递信息。林伯渠向中央发电，建议接纳陈独秀回来工作。 很快延安回电，是张闻天和毛主席在 9 月 10 日联名发出，定下三条要求。 第一条，公开放弃并反对托派理论与行动，脱离托派组织，承认加入托派是错误。 第二条，公开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 第三条，拿出实际行动佐证立场。 这几条都形成书面材料交到罗汉手上，后面两条陈独秀没有异议，出狱之后他写文章、做演讲，重心都在呼吁抗战。 真正卡住他的，是第一条后半段。他愿意承认脱离托派，却不肯写下书面认错的文字。 陈独秀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，但凡有本事的人莫不如此，故而让他写下书面认错的文字，无疑是不可能的事。 后来，他辗转到武汉，董必武专程上门劝说，希望他以民族大局为重，写下检讨，重回队伍参与工作。 他坦言回延安本就是自己的心愿，但书面检讨，他实在做不到。 没过多久局势急转直下，1937 年底，苏联肃托的说法传到延安。 1938 年初，有文章直指陈独秀每月收受日方特务机构 300 元，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。 这个罪名分量极重！陈独秀坚决否认，写信给《新华日报》申辩，甚至提出要对簿公堂，武汉不少知名人士联名登报为他作证。 从这之后，去往延安的沟通，彻底停了下来。 这桩冤案后来得到纠正，八十年代中期，学界依托史料帮他摘掉汉奸帽子。1991 年新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版，修改相关注释，明确把托派和汉奸混为一谈并不妥当。 1938 年夏天，陈独秀来到江津，第二年住进鹤山坪老宅，靠着朋友接济和稿费维持生活。国民党又派人游说，希望他撰文抨击延安，他推脱不愿公开发声，没有答应。 1942 年 5 月 27 日，陈独秀在鹤山坪病逝。 1945 年七大之前，毛主席评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，说后世修史，不能抹去他的功绩。只是这些评价，陈独秀再也听不到了。 特别